关于整形美容的深度文化思考
来源：艺术财经 2015.11
20世纪后半期，随着时尚杂志、电视、电影等视觉传媒的蓬勃发展，在以往的政治领袖、达官贵族形象之外，文化工业又催生出一代又一代数量惊人的歌星、影星、文化明星等等不一而足的“大众偶像”，以往贵族化、精英化、阶层化的现代主义文化概念，也被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通俗文化所消弭和取代（波普一词即是英文“pop”的音译，意为流行的、通俗的），安迪沃霍尔的一句名言就是：“在未来，每个人都可以在15分钟内成名。” 对照今天无数个人微博微信的一照走红或者选秀节目的一声唱响，可见安迪沃霍尔此言不虚。
在以图像和影像为主的大众传媒时代，个人的形象变得空前重要，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只要在媒体前出现，从衣着服饰到语言腔调都要经过精心设计，而著名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为了经营自己的天王形象，一生更是经历了十几次整形美容手术。偶像的身体力行加之传媒广告的宣传效应，自然也带动了大众对于整形美容的热捧。上世纪80年代后，整形美容机构、整形美容广告、整形美容从业人员和服务项目雨后春笋般冒现神州大地，市场的庞大需求和医学生物科技的发展，使得今日整形美容外科的学科理念、介入手段和社会文化效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绝大多数的求美者乃至整形美容行业的从业人员，对整形美容的认识依然局限在延缓衰老改善容貌修残补缺增强两性吸引力的粗浅层面，缺乏人文与社会的深度思考，本文拟从整形美容与权力机制、整形美容与快感发明、整形美容与人的自我逾越三个方面，探讨对整形美容外科的创新性文化认识。
整形美容与权力机制
谈到整形美容，我们习惯于把明星偶像与求美女性与之紧紧相连，基本上不会考虑到整形美容与政治权力有何相关，然而最近外媒报道现年61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执政党年会时看起来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英国著名整容医师布兰特·坦那推断普京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年轻，很有可能是做过“果酸换肤”的整容手术，其实不仅普京，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智利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等男性政治领袖都被指做过整容，那么政治领袖尤其是男性政治领袖热衷于做整形美容，显然与普通意义上谈的增强两性外观吸引力的需要关系不大。政治人物的整形美容往往出于权力竞争的需要。在上世纪50年代电视机尚未普及之前，美国总统竞选只能通过广播电台和报报刊杂志进行辩论造势，即便如此，报刊杂志上一张完美的形象照片就可以起到巨大的宣传效应，亚伯拉罕·林肯就曾说：“布雷迪的照片与库伯学院演说使我当上了美国总统。”而电视机发明之后，政治人物的个人形象、语调姿态与竞选演说时的施政纲领、雄辩口才变得同样重要，1960年美国第一次采用电视直播总统竞选辩论，年轻精干的肯尼迪便一举击败了略显衰老的尼克松。
在居伊·德波之后，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则更为激进地宣称“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新的拟像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媒体、自动控制系统……拟像时代则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制论所支配的信息与符号时代。” 鲍德里亚的拟像和居伊·德波的表象不同，表象需要一个模仿和复制的真实对象，而拟像则完全可以是无中生有虚拟出来的东西，比如当代社会流行的网络游戏场景、美国的迪士尼乐园，纯粹是计算机程序生成和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但是这些虚拟建构无中生有的东西，却成为了比真实还要重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如很多人以为历史古装剧就是真实的历史，很多人会误以为银幕上的形象就是演员本身在现实中自我。而政治人物和影星名人显然深谙此道，他们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政治才能和歌声演技究竟如何，他们只需要利用整形美容，在大众传媒和公共场合的镁光灯下塑造出一个华丽夺目的偶像符号，选民和粉丝一定会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英明神武魅力无穷的盛誉加诸到他们身上。
因此，从居伊·德波、鲍德里亚的角度来讲，整形美容是一个制造虚假表象甚至是创造完美拟像的服务体系。话虽极端，但整形美容在帮助消费者塑造个人形象的同时，也的确有意无意地建构了关于整形美容的范式和标准，这些范式和标准看似像麦当劳套餐一样品种繁多，但它并不是任由消费者选择的。消费者在描述自己整容目标时，整形美容医师的指导意见往往会成为极为重要的参考。同时，任何形式的媒体，如果想要做一个关于整形美容的专题或者报道，大都会请整形美容行业的权威专家进行专业的讲解或意见咨询，专家的话语和讲解将以“科学知识、整容真理”的身份被大众毫不怀疑地接受。就这样，消费者关于美的认知、关于美追求、关于美的欲望，无不受到整形美容业和大众传媒的引导操控，这种复杂的引导和操控即是一种微妙的权力机制，正是这种权力机制，隐匿地支撑着当今的商业广告、明星模特、政治领袖、文化名人在公共舞台上炫目的表演，进而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文化意识形态笼罩着整个后现代世界。
整形美容与快感发明
俗话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代整形美容外科的飞速发展，不仅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辅助性美容作用，一个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整形美容医师甚至可以妙手回春使丑小鸭变白天鹅，修复先天的生理缺陷或后天的容貌毁伤。对于那些深为体貌瑕疵阴云笼罩的个体来说，任何细微的容貌改善都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安慰和幸福快感。
整形美容虽然善于成人之美长于修残补缺，但在很多人眼里，整形美容似乎又是精兵重器，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轻易尝试。而且常识也会告诉我们，整形美容不仅要冒一定的手术风险，整形美容过程中也要遭受程度不一的肉体痛苦。于是我们看到，很多面容体貌本就姣好出众的人，如果再去整形美容就会被家人不解、诸人诟病。但我们往往忽视了一点，每个人理解幸福和享受快感的方式是非常迥异的，对于一些生物学性别与心理性别发生倒错的人来说，他们宁肯忍受变性手术的痛苦和终身服药的不便，也要取得生理和心理性别的一致，肉体的痛苦换来的是他心灵上的安宁和幸福。
在这一点上，米歇尔?福柯也许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具启发性的思考，米歇尔?福柯是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的思想体系史教授，他聪明绝顶创造力惊人，集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诸多头衔于一身，但他却与我们印象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科式教授不同，一辈子放浪形骸我行我素：不仅支持学生运动与警察发生冲突，而且勇于突破种种社会文化禁忌，尝试吸毒同时热衷到美国讲学以便能够参加各种同性恋俱乐部和SM游戏。这些在我们常人看来非常危险和不可理解的极限体验，福柯却甘之如饴乐此不疲，他认为一切规则和禁忌，一切真理和界限，都是历史性人为设置和文化建构的，人生存于世本就没有什么先天的设定，人为什么这样说话、为什么这样思考、为什么鼓励这个而禁忌那个，理由向来都是充分但不必然的。于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超越这些以“科学和真理”的名义加之于我们自身的限制，而超越的手段就是不断地逾越这些禁忌、挑战这些边界、尝试犯忌的快感。
在福柯看来，我们常人都太喜欢把快感和性联系到一起，而且我们又太喜欢把性快感和特定的性器官联系在一起。他曾赞扬迷幻药说“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强烈的快感，可以突破我们对我们身体和快感的理解界限。迷幻药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了，是人们“发明”快感的方法，他也赞扬性虐待实践于我们身体的陌生部分——创造或发明快感性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快感不仅仅是可以感受到的，快感也是可以被发现和创造出来的，在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老爷每次与巩俐所扮演的四姨太行房前，都会派遣一个老妪去给四姨太敲打足底，四姨太刚开始还不以为然，但久而久之，四姨太对敲打足底快感的依恋甚至超过了性欲的快感。
整形美容与自我逾越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艺术理解，局限在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诗歌、舞蹈等有限的几个领域之内，而整形美容外科除了让人联想到一群不苟言笑的白大褂医生外似乎很难跟艺术沾边。实际上艺术这一词汇，在希腊语里为“techne”，拉丁语里为“ars”，本就包含着强烈的技能和技巧的意思，在中世纪以前，艺术并没有单纯地跟“美”联系在一起，画画的人和钉马掌的铁匠没有任何区别，而美学从哲学中分离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也要晚近到18世纪中叶鲍姆加登《美学》一书的出版。整形美容外科，作为一门整形外科医学与美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无论是从技能技艺的角度考察，还是从审美创造的视角检视，其实都非常符合古典艺术的定义。
奥兰1947年出生于法国卢瓦尔省的圣艾蒂昂市，在上世纪90年代，她比照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的肖像名作，比如达芬奇《蒙娜丽莎》的额头、波提且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的下巴等，雇佣整形医师为她做了数次整形手术，来展示她的“肉体艺术”，不过与常规的整形美容追求者不同，奥兰接受整形不是为了迎合大众和媒体认可的美，而是一种激进的女权主义的自我选择和表达，她认为现代医学科技既然给人类提供了改变肉体的可能，那就可以借助整形外科自由地改造自我，探索个人外貌、身份、自我的无尽可能。奥兰曾声明: “我的工作就是跟所谓的先验做斗争，跟无法改变做斗争，跟千篇一律做斗争，跟自然、DNA和上帝作斗争！”
奥兰的表白是非常引人深思的，我们常言艺术贵在创新，但我们同时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为什么艺术可以是不断创新的，而人的自我、人的个性、人的身份和人的生活方式不可以像艺术品那样创新呢？我们为什么要忠于前天的我然后又重复昨天的我呢？生存美学的倡导者福柯曾感叹：“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不是同一的关系，而是必须分化的、创造的、创新的关系，保持相同真是沉闷啊！”
也许，当一个人决定要整形美容的时候，他已经不同于那个犹豫要不要整形美容的他了，也许接受过整形美容手术的自我的确也不同于手术前的那个自我了。联系本文第一小节分析的整形美容与权力机制，我们不难发现：整形美容原来如此复杂和奇妙，既可以诱你走向歧途，又可以助你超越自我。幻象抑或艺术，一切取决于你对整形美容透彻辩证的文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