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珮:为了报仇玩艺术
弗洛伊德将艺术创作冲动归结为代偿作用,“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是一种对庸常的世间的报复,这让我想起艺术家韩啸的一篇访谈。韩啸是一个好玩儿的人,他有无穷无尽的点子,也有深不可及的精神世界,可是他的话,最打动我的,并不是那些醍醐灌顶或者振聋发聩的哲思,而是这么一句,他说:前半生有多么拧巴,后面就有多么舒坦。
曾几何时,在大众视野里“当代艺术”是个时髦的舶来品,比起它是什么,人们更在意它的话题性。与古典艺术对应的,是现代艺术,而当代艺术,或者正是现代艺术的转向。事实上“当代艺术”在东西方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语境,它虽然都意指“现代之后的艺术”,然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存在东西方文化认知上的非对称性,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方方面面概括起来不外乎冲击、跳跃、断裂、弥补,完成了科技现代化的当下,我们的文化仍旧滞留在近代化的尾巴上,中国的现代艺术,在时间上和面貌上都与西方世界相去甚远,而作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转向,把中国的当代艺术埋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汪洋中,无疑是不公平的。
中国的现代美术发生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西方的文化突然的涌入,“文革”中被批评和打倒的文化被平反,失落的东方传统与西方的新鲜事物在饥渴的文化废墟上造成了一次信息爆炸,不仅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的每一份子都处在精神高度亢奋的状态中。中国出现读书热的现象,西方的人本主义的思想仿佛对“文革”的一个反扑,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以及艺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归根到底,这是一种空虚的昂扬。
科学的慧剑斩断了中国传统的根,新传来的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又统统指向了焦虑和虚无,消解了崇高。艺术的界限被不断的挑战,“终极理想”破灭,这让现代艺术不再相信任何关于本质、本体的事物。人们的信仰统统被打破,但新的方向还没有找到,毛旭辉说“未来多了一种很大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多重因素重叠的时代。”
中国的现代艺术家纷纷抛弃了自己的纯情意识,跟古典传统告别,通个各种结社和宣言,践行着先于创作的大观念,以一种空前的热情积极地介入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一切在1985年开始进入一个高潮,并终于在1989年落幕。徐冰回忆说,“1985年以后,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发生了变化,纯情意识在下降,无聊感在上升。
我们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不相信无限,不相信梦想,这些原本是靠纯情力量带给人的一种幸福感。我们进入了一个理性的,同时又是琐碎的、冷漠的,同时又是焦灼的时代。”现代艺术兴起于中国被压抑的人性的高扬,但它过于的宏大而脱离了对个体的人的关怀,失掉了基本的既定的艺术原则,艺术家们耗费极大的热情忙于实验自身的方式和过程,现代艺术变成一场智力竞赛,流于空洞和概念化。
1989年之后,艺术家和文化人默契的齐齐转身,成了不要宣言的一代,着眼于当下和个人,不再明确表态。沉默、多义、观照现世和脚踏实地,是对现代艺术的反思,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注脚。
跟与古典传统划清界限的现代艺术不同,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区别不在于面貌而在于精神,当代艺术不再囿于材料、手法和艺术语言,而求索更深层次的存在——对个人的反省和关怀。从这个层面上说,当代艺术的核心精神是人道主义。
离开现代艺术对古典传统破坏性的打砸抢怪圈,当代艺术尝试着用西方的启蒙自由主义精神重新完成与传统文脉的对接,它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在其中探求艺术的普世价值与人类的终极关怀。
“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它与政治、经济、法律的区别在哪里?就是除了直接的精神诉求之外,他必须有一个揭露黑暗,这就是我们讲的先锋和批判性,但是艺术仅仅有批判这是不够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批判的立场,批判的出发点在哪里?我认为这个就是需要一种普世价值的关怀。”(査常平语)在粉碎了信仰的当下,当代艺术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文化形态,这要求当代艺术家是一位人道主义者,真正的当代艺术家要怀着对人世的悲悯,要看到人性的尊严,必须。
通过三段论的推理,我们得到这么一个结论,韩啸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事实上韩啸有很多令人尊敬的身份,艺术家、整形外科专家、医院院长、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我们很难用俗世惯常的眼光去定义他。他以游刃有余的轻松姿态切换于诸多角色之间,从自然科学工作者,到社会科学实践者,再到人文学者,用眼下比较时尚的说法,他是个当之无愧的跨界达人。
但是韩啸把自己放得很低,他说,我喜欢大家叫我读书人。
于是韩啸的扛起了读书人的困惑与使命,他处在了一个充斥着各种二元矛盾的特殊位置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科技与文艺、移情与抽象……他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悲悯情怀,当他如此看待现实和历史的时候,又怎么可能不产生困惑和焦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相机的出现开始,艺术的功能、边界和尊严一次次的受到质疑和挑战,不只艺术,人类的观念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形态、价值体系、精神信仰统统丢掉了神圣感。移情冲动和纯情意识的陷落,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本体错位,人的异化让知识分子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惑。这种困惑煎熬着韩啸,逼迫他反思、表达、寻找出路。杜曦云看到他的作品曾说:他需要表达,他必须做这些作品,否则他会很痛苦。
于是为了反思、警醒、自我救赎,于是为了向这个失落原则和理想、迷茫冷漠、庸碌恶俗的世间复仇,韩啸成为了一位艺术家,责无旁贷。